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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山石經


    房山石經是我國現存規模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、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。存于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。始刻於公元七世初葉的隋代,歷經唐、遼、金、元、明各代,綿延一千餘年,鐫刻不斷,共有大小經14278塊,刻佛經1122部、357卷。它是研究我國古代社會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藝術,特別是研究佛教歷史和典籍的重要資料,也是世界一宗寶貴的文化遺產。

    石經山在雲居寺東,故又稱東峰。高約500公尺,開鑿九洞,分上下二層。下層二洞,自南而北為第一、二洞;上層七洞,以雷音洞為中心,右面為第三、四洞,雷音洞為第五洞,左面順次為第六、七、八、九洞。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,原作經堂,稱石經堂,有石戶可啟閉。其餘八洞在貯滿石經後即以石塞戶熔鐵錮封。至遼金時,又於山下雲居寺西南隅開闢地穴二處,埋藏石經後合而為一,其上建塔鎮之,稱壓經塔。

    房山石經由隋靜琬(即智苑)發起刻造。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,自隋大業(605-617)年間開始籌畫,至唐貞觀十三年(639),刻完《涅槃經》後即圓寂。據考證,靜琬除刻《涅槃經》外,還有貞觀八年所刻《華嚴經》,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《維摩經》、《勝鬘經》等經石146塊。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、儀公、暹公和法公等四人。唐開元年間,由於帝室的支持,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(石經堂)下闢新堂兩口(即今第一、二洞),鐫刻石經。中晚唐時期,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,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,經石4000多塊,分藏于九個石洞。

    唐末五代戰亂,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。

    至遼代繼續鐫刻。據清寧四年(1058)趙遵仁《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》載,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于石洞中的石經數量:自太平七年(1027)至清寧三年,有續鐫造《般若經》80卷,計碑240塊;刻《大寶積經》1部120卷,計碑360塊。此乃就所刻般若、寶積二大部經而言。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,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(1093)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,應是161部,656卷,經石(缺佚除外)約1084塊。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,小碑4080片。其門人善銳、善定在天慶八年(1118)于雲居寺西南隅,穿地為穴,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,並造壓經塔以鎮之。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。

    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(1132)。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《大都王經》1帙(10卷);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(1138-1149)間,有奉聖州(今河北涿鹿)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、劉慶餘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;皇統九年至明昌(1149-1190)初年,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、劉丞相夫人、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。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《金剛摧碎陀羅尼經》、《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》、《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》等。金刻石經,除《大教王經》藏於東峰第三洞外,餘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。

    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。

    明代朝廷修理了雲居寺和石經山,萬曆、天啟、崇禎年間,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、董其昌等續刻石經。計畫中有《四十華嚴》、《法寶壇經》、《寶雲經》、《佛遺教經》、《四十二章經》、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、《梵網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等十餘種。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,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,砌石為牆,將所刻經碑藏入,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「寶藏」二字,俗稱「寶藏洞」(第六洞)。雲居寺的石經刻造,至此結束。據近年統計,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得藏經碑1.4萬餘塊。

    《房山石經》這部自隋唐以來綿續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經典,在佛教研究、金石書法、政治歷史、社會經濟、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,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。明清以來,已引起學者注意。明代周忱,清代查禮、石景芬、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,都曾介紹它的價值。但均從碑刻書法著眼,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。1956年起,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。

    首先從《房山石經》的學術價值來說,它是校勘歷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。據唐代開元二十八年(740)王守泰撰《山頂石浮圖後記》記載,開元十八年(730),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請玄宗賜大唐新譯經四千餘卷,送往石經山作為刻經底本之用,而且是由當時的佛教版本目錄學專家、長安崇福寺沙門智升親自護送的。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開元大藏經的目錄《開元釋教錄》完成之年。所以這四千餘卷用作刻經底本的賜經,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《欽定開元大藏經》,而《房山石經》的唐刻部分保留了這部唐代宮廷大藏經的原貌。

    我國歷代雕印的漢文大藏經,加上朝鮮半島、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內,約有三十餘種。目前留存於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鮮半島於1236年開雕的《高麗大藏經》再雕本。這部《高麗大藏經》在刊印時的主要校勘本是《契丹藏》,而《契丹藏》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家視為「夢幻」般的一部藏經。近年來根據研究,《房山石經》的遼代刻經所用的底本正是《契丹藏》。這一事實已被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《契丹藏》所證實。《房山石經》的遼代刻經實際上是一部《契丹藏》的覆刻本,這不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,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    因此,《房山石經》所用的兩個底本,在今天都是絕世不傳珍本,所以它是校勘歷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。尤為可貴的是,《房山石經》中還保存了六十餘種各種大藏經沒有收入的經典,這些佛經不是歷代相傳已經佚失的,就是未曾有過記錄的譯本。

    其次,從《房山石經》的文化價值來說,絕大部分的石經鏤刻技術精湛,書法秀麗嚴謹,不僅是最有價值的文物,而且也是我國書法和雕刻藝術的寶庫之一。通過歷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,可以看出我國書法變遷的歷程。有些經版上出現的線刻佛、菩薩、天王、脅侍、飛天、花草等藝術形象,生動而豐富地表現了當時幽州地區民間藝術的風格。

    再次,石經經文後附刻有約六千則的施刻人題記。這些題記反映了當時幽州、涿州、范陽等十餘州郡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狀況和工商業發展情況。在施刻人中,有不少是歷代的文武職官。他們的職稱和官銜,有的可補史籍記載之缺,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證。題記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貫和居住地的城市、村鎮、城坊等的記錄,對研究古代幽、燕、涿等地區的政治區域規劃,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資料。

    以上資料  根據【華夏出版社】與【中國佛教信息網】房山石經介紹整理而成       http://www.buddhism.com.cn/srjz/dazangjing